Tuesday, 11 September 2012

轉載:我的台灣意識/龍應台


(^ω^)在沒有帶備 digital cam 的旅程,暫借奧妙成為我。

在柏林的一個星期沒有帶備電郵,hotstel 的電腦讀不到中文,看不到香港的消息,朋友在 FB 以英文打了簡短的報告,我時刻記掛香港,但身不在港,唯有讀書。

讀完了龍應台《野火集》二十周年版。

最感動的是書本開首作者回顧《野火集》出版二十年的二篇文章《新的「野火」從哪裡開始》《八零年代這裡走過》。
收錄在書裡最後的一篇文章《我的台灣意識》寫於1986年,文章描述的種種到今天仍沒有過時,(是「我們」的時代步伐慢了二十年?或是我們還沒有走到她的「1986 年」?)我一連讀了三遍,當中提到的「獨立思考」也正正是我反對國民教育的原因。 
另外,在文章裡作者描述的「家」,其實不單單是形容台灣的,而是一個人視某地方為家的心情:「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,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,也有一心一意在這兒今生今世的人;不管那一種,只要他把這裡當『家』﹣﹣心甘情願也罷,迫不得已也罷﹣﹣只要他把這裡當『家』,這個地方就會受到關愛、耕耘、培養。怕的是,過了四十年仍舊不把這兒當家,這個家才會破落。」所以無論香港「選舉」的結果如何叫我失望,我仍然對這地方有信心,因為香港是我家。 
也讓我分享與作者1986年的同一夢想:「我的夢想是:希望中國的下一代,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,站在任何一個地方,說出心裡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。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,也不過是寄望我們的下一代將有『免於恐懼的自由』。
(以下引用網上抄下來的《我的台灣意識》簡體字版本。)

《我的台湾意识》
发表于1986年8月11日晚,台北

今晚所要谈的,是在台湾生活了这三年之后,就一个关心台湾.认同台湾的知识分子的角度,在我临别前夕做的一番回顾与整理,用“困境”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我认为台湾现在面临着两个比较根本.比较严重的困境。这第一个,我称它为“独立思考的困境”,第二个,是“文化的困境”。

台湾的知识界喊“独立思考的重要”喊了几十年。我自己这一两年的写作,不管是《野火集》或“评小说”,都在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来呼吁独立思考的必要。于是有读者问:“独立思考?从哪里开始?”

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,其实牵涉太大了。但是先让我离题一下。

一九六五年,日本前东京大学教授,一个叫家永三郎的,对日本政府提出控诉,原因是他所写的日本史教科书有某些历史诠释与“国策”不合,不为文部省所接受。家永认为日本政府侵害了学术的自由,违背学者的良心。这场诉讼经过一审二审,有胜有败,持续了二十一年之久。

家永的诉讼案在台湾没有引起注意;引起注意的是一九八二年的教科书删改事件。为了迎合政府的喜恶,教科书的编者们纷纷把“侵略”改成“进出”,把“南京大屠杀”事件加上一个莫须有的问号,表示它可能根本不曾发生过。中国人才生起气来,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。

家永的立论是,一个政权或政府,没有权利操纵人民的思想教育内容。这种立论有它的历史背景。战前的日本,跟目前的中国台湾一样,所有的教科书都由政府统一编制,也就是说,由政府来决定学童应该接受怎样的意识形态的灌输。这种做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,我们中国人是深受其害的。有一个流传的故事:一个历史老师拿了个大苹果给学童看,问他们“好不好吃?”天真的学生说“好吃”;好吃的话到哪里去拿?中国的满洲。在这里教育成为执政者的工具,将侵略意识潜移默化地种在下一代的心里。(这个流传的小故事当然是中国老师讲给中国孩子听的,以求达到另一种目的。)

把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手段,就是家永一类的学者所惧怕的,他们害怕历史的大悲剧重演。战后的日本和多数欧美国家一样,教科书由民间自行编制,政府只能审核品质,但是不能操纵它的内容。这种做法的目的,当然在避免一个政府有计划.有系统地制造易于统治的顺民。

受过日本人迫害的中国人庆幸日本教科书不再由他们的政府控制,也对家永这样敢为良知与真相而与政府对抗的学者大大加以赞美。嘿,可是我们的观察不能到此为止吧?家永三郎所争取的,是日本学童探求真相.独立思考的权利,我们应该逼问自己的是: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权利?台湾有没有自己的家永三郎?容不容许这样的人存在?当我们的学者对历史的诠释与政治权威不合时,他们有没有“奋斗”的可能?

有意图的意识形态灌输是不是只发生在不开放的社会中呢?一位美国教师到俄国旅游了一趟。回来之后在教室里放幻灯片给孩子们看,有一张幻灯片是莫斯科的街景:宽大的街道,夹在两排美丽的大树之中。老师随性地问“说说看,为什么种了树?”

孩子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:“树里面有间谍!”“叶子里可以放窃听器!”“树干后面有干部可以监视人民。”

做老师的当场吓了一跳,回家之后开始思索一个问题:一张非常单纯的照片,为什么这样稚龄的孩子会有那样“政治化”的想法?

第二天,他又放了一张幻灯片,芝加哥的街景:宽大的街道,夹在两排美丽的大树之中。他问孩子:为什么路边要种树?孩子们抢着回答:乘凉,美化市容,空气新鲜;结水果,玩“躲猫猫”······这位老师因此写了篇文章,对美国社会中的教育与资讯表示深切的怀疑。

好了,这就回到了我原来的主题:独立思考。当大环境中的教育管道.资讯内容都受到控制的时候,独立思考实在是非常.非常困难的。思索“独立思考从哪里开始”的时候,我找来了台湾小学的社会课本,想看看我们的孩子究竟在学些什么。

随手一翻,就看到这样一个题目:“大有为的政府”。内容不必说诸位也知道的。可是天哪,这哪能算“教育”呢?这是纯粹的宣传,而宣传的对象竟是我们七八岁的孩子!许多人不满意政府在外交.环境,以及教育在各方面的表现,同时认为台湾丰衣足食.教育普及的局面归功于这个“大有为”的政府,但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;不管我们的现任政府有为不有为,教科书中都不应该出现“大有为的政府”这种塑造意识形态.制造顺民的题目。如果教育者有良心给我们的下一代独立思考的余地,这一课的题目就至少必须改为:“怎样才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?”把评鉴政府作为的标准列出来,让孩子自己去下结论。

可是诉之于教育者的“良心”是个治标不治本,不是办法的办法。只要编制教科书的权利垄断在政府的手中,哪一个政府舍得放弃“制造共识”的大好机会?根本的办法,是效法先进国家把编制教科书的权利交给民间学者。可是你说,如果民间学者存心讨好,也写出“大有为的政府”这种课文呢?如果教育部在审核过程中只核准那些有“大有为政府”一类课文的教科书呢?如果学童的父母其实根本不在乎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思想教育呢?

你这样假设,我只能说:如果台湾的学者存心讨好当权而出卖良知,如果政府本身毫无意图让民主思想落实,如果中国的父母并不在乎下一代是否有独立思考的自由与能力,那台湾是“原始”的很,独立思考不说也罢。

可台湾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有耿直远识的知识分子,有在乎形象.力图革新的执政者,更有广大的中产阶级,已经为人父母,非常强烈地渴望他们自己与下一代有独立思考的空间。一方面是这种强烈的渴望,一方面,几十年来在社会各个角落,在人心深处,所埋伏下的意识形态的重重关卡暗桩,很不容易拆除;教科书只是重重关卡中的一个。

思想的关卡暗桩不拆除,台湾就难有根本的实质的进步,这是困境之一。

第二个困境,我称它做文化的精神分裂。

近一年来,我们的观光局在发警报:来台湾的观光客越来越少,很多人都被大陆吸引去了。于是专家们分析原因,譬如出入境限制太严格,不方便;台湾宣传不够;台湾环境太脏乱等等。这些当然都是重要的因素。可是,就我对西方人的了解而言,旅客舍台湾而就大陆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,那就是,台湾没有文化特色可言。

怎么说呢?我们对外的宣传是:中国文化在台湾,要看中国到台湾来,换句话说,以“中国”作为号召的旗帜。大陆没有开放以前,这还行的通,开放以后就不行了。观光客要凭吊孔夫子的出生地.杜甫的草庐.岳飞的坟墓······这些,台湾有吗?没有。观光客要瞻仰闻名已久的扬子江.黄河.泰山.西湖;这些,也不在台湾。观光客凭什么要到台湾来找寻“中国”呢?

可是台湾不是没有她自己的东西:作为一个热带的岛屿,她有高山森林,有海洋礁溪;她有台湾本土的与山地同胞的文化;她的半民主与经济的富裕也构成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景观。问题是台湾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色,我们根本不去提;我们一心一意强调的,是台湾如何如何的“中国”——从外人的角度来看,就像个幌子。有的说没有;没有的说有。

这个问题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构成一个难题。我在台湾南部长大。通常一班六十个个小学生当中,只有一个外省小孩;就是我。我所面对的,是台湾的语言.台湾的山川土地.台湾的生活方式,可是身受的教育又时时在耳提面命:我所面对的,都是次等的.暂时的,这里不是我的家。台语是鄙俗的,歌仔戏是下流的,台湾歌没有格调,拜拜是迷信······ 。说着一口标准国语的我,心里有一种优越感——“我” ,不属于台湾的“次等”文化。

在这种优越感中长大;一九七九年我在纽约,遇见一位刚从湖南出来的人。他从长沙搭火车经过广州,再从香港来美。带着浓重的乡音,他谈湖南的湘江.乡下的茶油树.辣椒山;然后问我:“你是哪里人?”

我愣住了。我能告诉他我是湖南人吗?不能,我不会说湖南话,对于湖南也一无所知。那么应该对他说我是台湾人吗?一瞬之间我又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贫乏:不会哼一句台湾歌,没有看过一场歌仔戏 ,从来不曾在庙里上过一次香,不知道廖添丁是什么东西——一直视台湾为次等文化的我,现在又怎么能说自己是“台湾”人呢?

纽约的经验给我很大的震撼,发觉自己是那样一个无根的人,而无根的原因在于我身受的教育:是我的,我不承认;不是我的,我假装是。结果,却是什么都没有。我说“文化上的精神分裂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

那么世居台湾的所谓本省人,是不是就比我“有根”呢?也不见得。淡水有个红毛城,但是你去问淡水的居民那个红毛城到底是个什么意思,恐怕十个有八个说不出所以然来。只知道那边有个土红色的城墙,上面挂着一面青天白日旗,外面有很多摊贩买淡水“铁蛋”。进入城里的话,你会看到里头有些桌子椅子,但是没有任何说明(现在不晓得是不是改了?!)唯一的“说明”是很多很多木牌子,上面写着“禁止在此小便”!我真觉得纳闷:是真的有那么多人在那么多角落里做那件事吗?怎么那么多牌子?

台南的亿载金城旁边要建一个迪斯尼乐园,案子送到台南市长那儿,居然也通过了。陈奇禄先生表示很伤心。但是台南市的老百姓是否伤心呢?大概十个中又有八个根本不知道亿载金城是个什么东西。

所以对我们生活环境蔑视.忽视的,还不止我这个自认为不属于这里的“外省孩子”而已。几百年来在这生生世世的人似乎对台湾本地的传统也漫不经心。在这里,我们又要追根究底了。

我手中的小学社会课本一共有十二册,每册平均一百页,总共是一千两百页左右。社会课本开宗明义地指出两个宗旨,一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中国的历史渊源,二是使他们了解我们的“生活环境”。综观这十二册,真正专注于讲解“台湾”的,在这一千两百页中只有三十多页!如果整个十二册的宗旨在让孩子们了解他的“生活环境”,为什么这个“生活环境”只占四十分之一呢?

而这宝贵的三十多页又是怎样来描写台湾的呢?它所强调的主题是:台湾是复兴基地。让我们推敲一下“复兴基地”是什么意思。

它基本上有两重的涵义:第一,它是军事的,也就是说,买战斗机要比建精神疗养院重要。第二,它是暂时的,只是一个“基地”而已,而不是安身立命生于斯死于斯的家园。

台湾,就是这样一个地方;我们的社会课本这样教我们的孩子。怎么能怪我这个“外省孩子”不把台湾当回事呢?怎么能怪淡水的居民不了解台湾呢?

谈到这里,我大概已经碰到了敏感地带,让我作一下说明。台湾在政治上何去何从,不是我谈话的主题;我不懂政治,没有资格在大众传播上发言。我在这里所迫切呼吁的,是不管今后政治走向如何,我们一定要开始建立“台湾意识”,简单地说,全心全意地重视台湾。了解我们的历史渊源固然重要——我们都是骄傲自尊的中国人,可是我们活生生的“生活环境”,台湾,绝对不能够只是一千两百页之中的三十页!

要建立“台湾意识”,首先,教科书必须全面地改写,告诉下一代台湾不“仅只”是个复兴基地,她也是个有历史.有文化.有长久的未来,需要细心经营的“家”。历史老师不只告诉孩子们玄武门事变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,还要带小学生去看卑南遗物,走草岭古道。地理老师不只告诉孩子们青藏高原的气候如何,更重要的是领孩子们坐阿里山的小火车,观察在哪一个气候带有哪一种植物。讲解宗教时,老师不仅之谈书本上的儒道释,他还要带孩子们到庙里去,在香烟袅袅中告诉孩子们妈祖.土地公.七爷八爷.城隍爷,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“台湾意识”要这样从根植起,让它慢慢发芽.长大,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——没有本省和外省的分别——才可能建立起有特色.有实质的受全体认同的文化。目前的状况是,大陆的文化我们带不过来,带过来的也是零碎的.断层的;眼前的文化,好像又不愿意认同,在这种前后不接的空虚状态下,西方的强势文化,还有日本文化,很容易就可以席卷台湾。最近很多人对日本“原宿”次文化的侵袭表示着急担心,我在暗笑:台湾受美国文化腐蚀有多么深,再加上个日本文化,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?难道受日本文化侵略不可以,受美国文化全面占领却理所当然?

重要的不在于如何武装自己,排斥外来文化的侵略,如果台湾本身有一个扎实的文化体,它自然会从容不迫地面对外来的冲击,加以挑选淘汰。没有一个扎实自足的文化,冲击一来就头昏眼花,无所适从。然而扎实的文化从哪里来呢?最迫切的就是必须突破我所说的“文化精神分裂”的困境,大大地张开眼睛重新认识台湾这个“生活环境”,承认它,肯定它,拥抱它。

在建立“台湾意识”这个方向上,政府其实已经有了起步。身份证上加上“出生地”是个小小的动作,却有重大的意义。台北市地铁的兴建,也是一个眼光长远的投资。最重要的,当然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百年大计。这些起步虽然嫌晚,总比没有的好。不过起步也只是起步而已,离真正问题的解决还遥远得很。我觉得政府和民间两者都还没有体认到“台湾意识”的缺乏是许多问题的症结,也还没有体认到“台湾意识”的建立是如何迫切的一个课题。我在一九八六年八月的今晚提出建议:我们的教科书必须改写,你想哪一年才可能实现呢?

今晚所谈的两个困境——“独立思考的困境”与“文化精神分裂的困境”——都因为有政治意识的纠结而不太有“摊开来,大家谈”的机会。

让我们有一点硬碰硬.面对问题的勇气吧!独立思考不是毒蛇猛兽,它是一个民族的生机,没有那个能力,一个社会只能原地踏步。之于“台湾意识”,在有人急着给我戴顶大帽子之前,让我念一段“野火”的片段:

我不知道谁视台湾为家。有人依依不舍地回顾过去的大陆,有人拿着绿卡飞向未来的大陆,有更多的人不想过去,不想将来,也不知珍惜现在脚下的泥土。我是个要浪迹天涯的人,但是深切知道,即使穿着凉鞋的脚踩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,别人问“客从哪里来”时,我只有一个答案:不是湖南,不是纽约,不是慕尼黑。家,可以暂时挥别,可以离弃,可以忘怀,但家,永远还是那么一个。四十年后的台湾,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,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,也有一心一意在这儿今生今世的人;不管哪一种,只要他把这里当“家”——心甘情愿也罢,迫不得已也罢——只要他把这里当“家”,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.耕耘.培养。怕的是,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家,这个家才会破落

我的“台湾意识”不过如此。
在临别的今天晚上,站在这里说话,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,害怕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“后果”。我的梦想是:希望中国的下一代,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,站在任何一个地方,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。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,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“免于恐惧的自由”。
这是我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句话。非常感谢你

2 comments:

Hermes said...

可以用GOOGLE 翻譯 簡單地變繁體版:

《我的台灣意識》
發表於1986年8月11日晚,台北

今晚所要談的,是在台灣生活了這三年之後,就一個關心台灣.認同台灣的知識分子的角度,在我臨別前夕做的一番回顧與整理,用“困境”的方式表達出來。我認為台灣現在面臨著兩個比較根本.比較嚴重的困境。這第一個,我稱它為“獨立思考的困境”,第二個,是“文化的困境”。

台灣的知識界喊“獨立思考的重要”喊了幾十年。我自己這一兩年的寫作,不管是《野火集》或“評小說”,都在不斷地用各種方式來呼籲獨立思考的必要。於是有讀者問:“獨立思考?從哪裡開始?”

這個問題看起來簡單,其實牽涉太大了。但是先讓我離題一下。

一九六五年,日本前東京大學教授,一個叫家永三郎的,對日本政府提出控訴,原因是他所寫的日本史教科書有某些歷史詮釋與“國策”不合,不為文部省所接受。家永認為日本政府侵害了學術的自由,違背學者的良心。這場訴訟經過一審二審,有勝有敗,持續了二十一年之久。

家永的訴訟案在台灣沒有引起注意;引起注意的是一九八二年的教科書刪改事件。為了迎合政府的喜惡,教科書的編者們紛紛把“侵略”改成“進出”,把“南京大屠殺”事件加上一個莫須有的問號,表示它可能根本不曾發生過。中國人才生起氣來,對日本政府提出抗議。

家永的立論是,一個政權或政府,沒有權利操縱人民的思想教育內容。這種立論有它的歷史背景。戰前的日本,跟目前的中國台灣一樣,所有的教科書都由政府統一編制,也就是說,由政府來決定學童應該接受怎樣的意識形態的灌輸。這種做法潛伏著巨大的危險,我們中國人是深受其害的。有一個流傳的故事:一個歷史老師拿了個大蘋果給學童看,問他們“好不好吃?”天真的學生說“好吃”;好吃的話到哪裡去拿?中國的滿洲。在這裡教育成為執政者的工具,將侵略意識潛移默化地種在下一代的心裡。 (這個流傳的小​​故事當然是中國老師講給中國孩子聽的,以求達到另一種目的。)

把教育作為一種政治手段,就是家永一類的學者所懼怕的,他們害怕歷史的大悲劇重演。戰後的日本和多數歐美國家一樣,教科書由民間自行編制,政府只能審核品質,但是不能操縱它的內容。這種做法的目的,當然在避免一個政府有計劃.有系統地製造易於統治的順民。

受過日本人迫害的中國人慶幸日本教科書不再由他們的政府控制,也對家永這樣敢為良知與真相而與政府對抗的學者大大加以讚美。嘿,可是我們的觀察不能到此為止吧?家永三郎所爭取的,是日本學童探求真相.獨立思考的權利,我們應該逼問自己的是:我們的孩子有沒有這樣的權利?台灣有沒有自己的家永三郎?容不容許這樣的人存在?當我們的學者對歷史的詮釋與政治權威不合時,他們有沒有“奮鬥”的可能?

有意圖的意識形態灌輸是不是只發生在不開放的社會中呢?一位美國教師到俄國旅遊了一趟。回來之後在教室裡放幻燈片給孩子們看,有一張幻燈片是莫斯科的街景:寬大的街道,夾在兩排美麗的大樹之中。老師隨性地問“說說看,為什麼種了樹?”

孩子爭先恐後地舉手回答:“樹里面有間諜!”“葉子裡可以放竊聽器!”“樹乾後面有乾部可以監視人民。”

做老師的當場嚇了一跳,回家之後開始思索一個問題:一張非常單純的照片,為什麼這樣稚齡的孩子會有那樣“政治化”的想法?

Jerry said...

她已經墮落了